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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尤西·帕里卡以“媒介自然”（media-nature）为理论支点，重新锚定媒介考古学的核心关切——技术的物质性与生态性。他强调，媒介不仅是文化产物，更是嵌入地球物质循环的“自然有机体”，其物质性既体现为硬件设备与基础设施，也指向非人类能动性（如昆虫媒介的感知模式与动物智能的启发）。面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局限，他提出延展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的“变体学”（variantology）重构跨文化媒介研究路径，进而中国的媒介考古研究可通过中国历史经验和中国哲学中的主题、概念和深层线索挑战传统线性历史叙事并激活媒介定义的多元性。在当下技术加速的社会中，帕里卡呼吁媒介考古学超越硬件考古，进而指向一种多主题、多维度的生态式媒介观。
作者简介
曾哲扬，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唐海江（通讯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多样性视野下的中国媒介考古（多卷本）”（项目编号：20&ZD329）的阶段性成果。
被访谈者学术简介
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芬兰新媒体理论家，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数字美学与文化教授，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技术文化与美学客座教授，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in Prague）客座教授，媒介与技术研究考古学研究组（AMT）主任。
一
技术物质性、媒介自然与人工智能
曾哲扬（以下简称曾）：这本质上是一个围绕技术、媒介、身体与知识的复合型对谈。我想先抛出一个贴合当下媒介处境的场景，如以DeepSeek为代表的数字生成技术正重塑人类获取知识的范式；数智媒介的广泛应用则重新界定着人类身体的使用边界与功能范畴。与此同时，我们日益深陷数据、技术与平台交织的“控制网络”之中，有人沉醉于技术赋能的新奇与便捷中，也有人对这种技术宰制态势深感忧虑。相较于康德（Kant）（1781/2017）“人为自然立法”的哲学论断，当下的媒介与技术现实更倾向于技术成为塑造人类行为与认知的“立法者”。无论是海德格尔（Heidegger）（1954/2018）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基特勒（Kittler）（1986/2017）对媒介物质性的剖析，还是像您着手进行的媒介地质学视角于技术与地球物质关系的探究，均从媒介、技术与物质性维度进行深入阐释。在此背景下，能否请您详细谈谈您进入这些问题的视角和研究路径？
尤西·帕里卡（以下简称帕）：我在研究中秉持一个核心前提：技术不仅是人类治理体系的关键支柱，同时具备鲜明的物质属性（Parikka，2016）。并且，技术本身属于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运行依赖地球丰富的物质资源与能量基础。在将媒介纳入技术研究范畴时，我关注的重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过程，而是技术的物质性特征。无论是“旧”媒介形态，还是技术文化中诸如计算基础设施、交互界面等新兴表现形式，皆是如此。从这个视角出发，技术的概念被拓展至更宽泛的范畴，不仅涵盖狭义的技术实体，还包含各类支撑技术运行的文化要素，如能源基础设施、采矿产业等，这些要素对于维系当下的技术文化生态至关重要。然而，技术的“边界”界定——即技术从何处起始、在何处终结，本质上也是一个亟待探讨的媒介理论命题。这里所指的界定并非历史或人类学层面的溯源［尽管“源始技术”（Originary technics）（斯蒂格勒，1994/1999）这一整体性问题颇具研究价值，它揭示了人类与技术相伴相生的漫长历程］，而是从方法论角度，聚焦技术“立法”过程中涉及的“地球组织”类基础设施等的物质演化，这些基础设施使得媒介问题的研究范畴突破技术“使用”的单一维度，迈向更广阔的领域。
曾：这让我注意到您在近年来一直沿用“媒介自然”这一术语。
帕：是的，该概念脱胎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1991）提出的“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旨在描述跨越自然与文化界限的连续体与动态过程。基于此，我尤为关注支撑媒介技术在地球能源与物质层面运行的物质构成及其内在机制。这一研究方向与基础设施研究存在诸多“共鸣”之处，尽管我的研究视角本质上属于媒介理论范畴，但也已与环境人文学科等领域的前沿争论紧密相连。在对技术物质性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女性主义物质理论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中，女性主义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如哈拉维等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以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2011）为代表的批判后人类主义理论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新物质主义在人文社科领域逐渐发展成型，这种文化理论视角摒弃了传统物质观中对物质“固态”“实体”的刻板认知，转而强调物质性背后的复杂关系网络，甚至涉及抽象层面的物质互动。我认为，这一系列研究成果能够有效突破基特勒媒介理论的局限性，为理解具身性、能动性以及非人类因素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理论视角。显然，上述理论传统也有助于我们洞察媒介考古学研究中涉及的具身性问题与技术背后潜藏的多维特质。
唐海江（以下简称唐）：那么您倾向如何进入到当下知识生产的大规模自动化现象的研究中，包括搜索引擎、生成式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体系呢？
帕：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Deepseek为例，知识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在媒介研究的核心地位愈发凸显。这印证了尼采（Nietzsche）（1886/2005）的重要观点：知识具有视角性。在我们探讨的大模型知识计算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视角的多样性，在Deepseek这类复杂案例中，这种视角性受到多重因素交织影响，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这些技术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知识”定义，尤其是欧美长期以来形成的知识认知体系。技术的变革进而深刻影响着知识机构的本质，不仅体现在教育领域中学生对大语言模型的使用等内部性问题，还涉及大学的技术“架构”层面。当我们将“语言”视为“人造”产物——即合成物时，人文学科的术语体系必须与时俱进，重新审视“语言”的本质内涵，在此过程中，“模型”“技术形式”问题跃升为媒介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2015）和布莱斯·阿吉拉·伊·阿尔卡斯（Blaise Agüera y Arcas）（2025）已从语言与大语言模型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这并非简单的语言模仿或“中介”，而是一种特殊的模型和技术装置，作为合成产物，它能够开拓全新的表达领域。
二
“变体学”与中国的媒介考古研究
唐：我们知道近年来您的研究志趣发生了转向，或者说，您已经很少用“媒介考古学”（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Parikka，2012）这个特定的术语来描述您的研究实践，但中国学者正在热切拥抱媒介考古学以及其背后的相关看待媒介的视角，那么，尤其在这个技术主导性更强的时代，如何通过媒介考古学所关联起来的文明与文化动态作为素材来解决中国乃至亚洲的媒介考古学研究问题呢？
帕：我认为，媒介考古学的特点之一在于它并非在文明的宏大尺度上构建论点，而是聚焦于更具体的事物：那些兼具技术运作、实践和基础设施属性的文化活动和“事件”，甚至包括各种媒介装置，其中也涵盖了想象中的媒介装置，这些装置将更广泛的文化想象融入对“媒介”的理解和分析框架之中。
曾：因为当前的媒介研究方法大多以欧洲为中心，甚至连“媒介”这一概念也是基于欧美地区的哲学和知识基础“演变”而来的。正如您所言，当下的技术在某种程度和方法，能否或者如何处理中国媒介考古学的深层次问题以及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中的“媒介”对象？上颠覆了传统欧美语境中的“知识”定义。同样，这些我们惯用的源自欧美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能否或者如何处理中国媒介考古学的深层次问题以及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中的“媒介”对象？
帕：正如你们意识到的这样，“以欧洲为中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芬兰的媒介历史与处于霸权地位的中欧地区的媒介历史不同，全球南方地区的情况又与伦敦或巴黎等更具“优势”的核心计算地区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因此，这种多样性或者用齐林斯基（Zielinski，2018）的术语来说，“变体学（variantology）”——在多个层面上发挥着作用。的确，媒介考古学的许多研究都聚焦于旧有的核心地区，或者由于美国和北美在计算技术兴起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这些研究是从美国和北美的视角来撰写的。但实际上，媒介考古学在推动其他视角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也是媒介考古的一个视野“底色”——拓展对于媒介及其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与言说。对于中国的媒介历史和媒介理论，以及南美洲、非洲大陆等地的相关研究，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所以我确实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拓展的领域，它能够以非常有趣的方式为相关讨论注入新的活力。正如你们所提到和感受到的，这有助于审视媒介的不同定义，助益其跨越单一叙事，我完全同意这一点。我认为从构建不同案例的角度来看，也已经有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
曾：那您可以举例一些您认为比较优秀的研究吗？
帕：例如草原真知子（Machiko Kusahara）关于日本媒介考古学的研究。还有马少玲（Shaoling Ma）（2021）的《石头与无线电：1861—1906年间的中国媒介化》（The Stone and the Wireless: Mediating China, 1861–1906）也是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均从历史资料出发并将其构建成有趣的理论批判，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对像齐林斯基提到的“变体学”这样的术语在这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很感兴趣。这个术语最初得以被推动正是为了精确地描绘亚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地区媒介文化研究的不同且各异的历史和概念基础，并且许多学者一直在延续这方面的研究，例如安德烈斯·布尔巴诺（Andres Burbano）（2023）对南美洲和中美洲软件与计算的媒介考古学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在他的著作《不同的引擎：来自拉丁美洲的媒介技术》（Different Engines: Media Technologies From Latin America）中有详细阐述。
曾：我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介考古研究均有也应有不同的气质，因为技术、媒介这些相对而言在当下已经被“构型”的概念和观念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存在不同的谱系。我们应当看到更为连结、流动的一种知识图景。
帕：确实如此。从更根本的层面来说，这不仅仅是简单增加一些隶属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而是如您所暗示的那样，应当在“面”上探讨不同的历史中所体现或表达的媒介的特定概念。因此，“历史”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仅仅是对一个事件的叙述，或者基于我们已知的框架来展开，而是要探究这些诸如媒介、技术、物质性等抽象化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
曾：这确实是建构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媒介考古研究的魅力所在。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应当建立中国的媒介考古研究，而不是“媒介考古在中国”。同时，您的回答让我想到了德勒兹（Deleuze）的一些思想脉络，例如“生成（becoming）”。
帕：这正是我对德勒兹思想感兴趣的地方。即使我接受的是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但我早期对德勒兹的作品及其本体论前提抱有热切关注，其将“历史”的概念从传统框架重构为一种更具张力的生成过程，这一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生成过程中，构建“历史”的概念也必须被视为具有潜在的变化性。流变和差异也成了一种方法论主张——这是一种共同演化的生成过程，涉及不同规模、尺度的能动性、动荡以及作为时间力量改变叙事进程的奇异吸引力。在这样的历史中，“什么”和“谁”是推动者，哪些方法论选择能帮助我们转变视角——例如那些在时间上交替变化、并非仅仅复制以人类为中心的时间跨度的视角。我也想在此提及常驻上海的媒介理论家安娜·格林斯潘（Anna Greenspan）（2023）的研究。她从哲学的角度对中国的媒介文化进行了非常有趣且原创性的研究，包括她最近的著作《中国与无线潜流——媒介即波：哲学视角》（China and the Wireless Undertow: Media as Wave Philosophy）概述了通过中国哲学传统，“波”这一概念如何获得当前对无线技术的关注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这本书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将当前对无线技术本体论和想象的关注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化体系和宇宙观联系了起来。在此，我也很想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你们，在中国的媒介历史中，还有哪些特定的资源、“档案”或主题可能是最有趣的，可以引入到媒介研究的国际化讨论中呢？我认为这其中的潜力真的非常令人兴奋且重要。
曾：您提到了“档案”，我确实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我以媒介考古学为路径，着眼于技术哲学与医疗史的交汇处，探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医学装置在中国的传播如何重构身体的认知范式。研究的核心命题以身体“可见性”历史为主题，揭示出以体温计、X光机和听诊器等为代表的西方临床医学装置，通过其物质性的诊断实践，在流入当时的中国时催生了身体“可见性”的认识论革命。相较于中医将身体视为“气”的流动网络，以近现代生物医学为代表的西医装置系统性地将人体解构为可量化、可分割的生理参数。这种技术范式的转移，伴随着传教士医生在教会医院中的诊疗实践，使得中国传统的“身心一元论”面临挑战和调整。X射线对骨骼的显影、听诊器对心音的放大、体温计对身体温度的数字量化等共同构建起一个将身体透明化的技术网络。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医学装置的认知“暴力”并非孤立存在，其与同期传入的摄影术、留声机等视听媒介形成技术装置群，共同重构着当时中国人的感官机制。
帕：这非常符合媒介考古研究，而且听起来是对福柯（1963/2022）的一些观点的中国经验延展。
曾：是的，我在研究中试图把视野拉回到中国的历史经验中，而不是把欧美的理论照搬到中国。也承接了一些基特勒（Kittler）（1985）试图在《话语网络1800/1900》（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这本书中对福柯的方法论的“跃进”。
帕：这很符合我认为非欧美学者可以尝试做出的媒介考古研究的期待。
三
身体、速度与时间
曾：我将分析维度从话语层面向技术物质性延伸，揭示听诊器等装置不仅是认知工具，更是建构新型主体性、声音现代性的物质载体，也与中医传统与文化内涵形成交融与合作；其二，提出“医学媒介化”概念，指认体温曲线图、X光片“技术图像”等医学表征系统实质是身体数据的媒介转化过程；其三，发现解剖学可视化与摄影术写实主义在认识论层面的同构性，两者共享着将经验世界转化为可计算表征的技术理性。现代医疗装置的全球流动，实质上是一套基于西方认识论的身体治理术的技术转移。这种转移不仅加速了中国现代医院制度的建立，也促进了中西医文化以“装置”形成合作，更重要的是培育出可被测量、标准化的“可见性”现代身体观。
帕：身体无疑是媒介考古学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它既是技术铭刻的表面，也是认知转化的界面。那么，你们是如何处理知识/概念层面的身体建构的？
曾：仍然以我的研究为例，我借鉴了拉图尔（2022）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历史中医疗实践的诊疗手册的文本分析、体温曲线图的视觉修辞、医院建筑的空间配置等异质性要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以此追踪身体界面、身体概念、身体观念等在物质实践中的生成轨迹和中国现代“转型”。其实，这也回到了我想继续请教您的问题。在由技术主导的世界全球化与可视化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无论是身体的物质实体，还是身体的概念，在媒介的推动下，“身体”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鉴于媒介考古学对“硬件”的关注，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那些更多涉及“知识”和“概念”层面的、与身体概念、视觉意识以及感官转变相关的问题？
帕：是的，你们指出身体及具身性问题在媒介考古学中的核心地位，这非常正确。让我试着概述一下我所认为的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一些方面。其出现的一个方面是在媒介考古学的早期阶段，特别是与电影研究的关联。对电影出现前的动态影像技术的研究，实际上关注的是不同的触觉界面，比如活动电影放映机，以及其他与感知身体相关的设备和装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关注得到进一步深化，从那以后，随着各种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其他技术的出现，也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新”媒介的历史是怎样的。例如，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2013）的研究以非常详细的方式回答了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媒介技术，如以眼睛为中心的电影概念，为何以及如何需要通过对其他感知模式的丰富理解来加以补充。这也是像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1999/2017，1992/2017）这样的艺术史学家的切入点，他在《观察者的技术》和《知觉的悬置》等详尽的研究中勾勒出了在19世纪“新”技术出现的背景下，媒介技术对感官的重新聚焦，以及将身体作为经验性感知映射体的生理学研究。我们在基特勒的研究中也能看到类似的主题，但克拉里的研究确实独具特色，对我来说，它成为一种典范式的研究：历史底蕴丰富，理论上极具启发性。当然，比如女性主义电影和媒介研究也早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具身性的问题很早就被细化为一种带有性别特征的具身性。安妮·弗里德伯格（Anne Friedberg）（1994）、丽莎·卡特赖特（Lisa Cartwright）、朱利亚娜·布鲁诺（Giuliana Bruno）（2002）等人都有相关研究。这些早期的诸多研究也为媒介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灵感。不过，还有一个方面需要提及。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一直对扩展感知身体的范畴很感兴趣，例如动物以及人类之外的其他环境实体。我写《昆虫媒介》（Insect Media: An Archaeology of Animals and Technology）（Parikka，2010）这本书时就充分考虑到了这个想法。这是对媒介理论和历史的一种“反麦克卢汉”式的解读。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4/2011）著名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观点不同，我想要梳理出以动物作为另类感知模式和“媒介”的媒介考古学。这些案例研究涵盖了从19世纪的昆虫学到20世纪的艺术和机器人学论述，再到最近对“群体”“分布式认知”以及建立在“涌现”智能理论基础上的机器人研究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是我的“人工智能”之书，它展示了动物更广泛的智能概念是如何成为这种另类具身性历史的核心灵感来源的。
曾：您提到我们需要在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哲学基础以及文化内涵中选择“主题”进而形成媒介考古研究的谱系。所以除了“身体”这个主题，我最近非常执迷于对“速度”的媒介考古。因为我注意到当下的媒介考古研究似乎很少关注“速度”这一主题或者要素。从媒介考古的一种历史观出发，当既有研究执着于媒介演化的偶然性、递归性及其技术更迭的显性轨迹时，关于媒介物质性中时间密度的动态变迁，特别是速度机制的加速/减速甚至是速度的爆破、放缓等异质性却始终未能获得应有的理论位置。您认为“速度”是否也能被视为媒介考古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或者“主题”？
帕：当然是。通过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1995/2004；1988/2014）具有影响力的思想，速度一直是媒介考古学的核心部分。他的思想作为早期媒介理论的一部分为定义这个领域提供了许多核心坐标。首先，维利里奥提出了一种作为“竞速学（dromologie）”的速度考古学。这与他对现代媒介和战争的观点紧密相连。速度成为具有后勤学意义的一个要素，同时也是一种管理方式：了解速度就是要能够调节速度。它成为理解人类感知的一种途径（将人类感知的调节看作是速度的快慢变化），并且在这个层面上，它也成了非人类系统组织，或者说是感知后勤学的一个要素。在技术社会所“加速”的更具社会学意义的速度概念中，可能会有一些呼应之处，而且时间调控是媒介与更广泛的技术系统（如从计算机到汽车，从电影到军事技术）共享共同议程的一个关键特征。
曾：是的，同样涉及此的也有基特勒对于“后勤”与“战争”的“媒介”处理路径。但我认为媒介考古学对速度的“摄取”可以突破维利里奥的思想，他的“竞速”“加速”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仍属于批判框架，甚至将技术的理解化约成一种“加速”，可能掩盖了“媒介的历史”这一部分张力空间。我觉得“速度”和“时间”应当处于媒介研究的一个中性化位置，其不仅仅是媒介的指标和要素，也涉及媒介之间的转化和演变，将速度问题纳入媒介考古学的核心范畴，不仅能够突破现有研究的时间扁平化困境，更重要的是为理解媒介衍变提供关键性的分析框架。
帕：确实，这更广泛地涉及时间性的问题。对我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媒介考古学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关于超越历史范畴的时间研究，如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2021）对微观时间性的理解、胡塔莫的作为反复出现的媒介文化叙事和设备的周期性主题，以及如齐林斯基（Zielinski，2008）的媒介的深层时间等。所以，在这个元层次上，时间也是动态变化的。我认为朱利亚娜·布鲁诺（Giuliana Bruno）在她的重要著作《情感地图集》（Atlas of Emotion: Journeys in Art, Architecture, and Film）中非常精彩地阐述了这一点。该书探讨了多种尺度的运动，以及叙事风格和写作本身如何构建出一种多种力量展开的时间感，将其视为物质性的持续时间。这在我的《什么是媒介考古学？》（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这本书中也占据了我大量的思考——即时间本身的概念。同样，你们可以看到我受德勒兹思想的影响——德勒兹（1968/2019）关于电影的理论著作中就关注了这一点，即电影的媒介技术和时间概念。但对我来说，它变成了一种多时间的组合，在其中我们提取时间线索，作为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构建叙事的一部分。
曾：我非常同意。同样，在关注技术物可见形态变迁的同时，更需追踪那些不可见的速率革命，及其对人类认知结构、社会时间体制乃至文明节奏模式的根本性重塑。
帕：正如你们所见，像后来我的《媒介地质学》（A Geology of Media）（Parikka，2015）这样的作品粗看似乎并非真正围绕媒介考古学，而是关于环境媒介和人文学科，但实际上它也承担着“媒介考古”的任务：什么是媒介文化时间，何以超越齐林斯基所定义的物质深层时间？同样的，作为一个媒介文化话题，环境废弃物的时间概念是什么？作为行星尺度媒介的能源和矿物质的持续时间是什么？
四
作为方法论的媒介考古学
曾：您再次提到德勒兹，2025年是德勒兹100周年诞辰，那我们也就此继续延展。当前的媒介技术正直接介入大脑神经回路和身体感知的再编程。由媒介引发的变革也一直在围绕着身体、知识和智能不断“发生”。您前面提到的“昆虫媒介”强调了非人类感知的物质纠缠，而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社会”在此似乎升级为“神经控制社会”，也在技术、世界之“流”中将我们的身体卷入其中。这是否也意味着“人”“知识生产”等维度已从福柯提出的“规训”全面转变为“技术生成”？在神经可塑性与算法操纵之间的夹缝，媒介考古学能否为这种“新物质身体”提供可供“抵抗”的考古地层（如重启被压制的感官技术史）？
帕：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我认为对媒介考古学进行重新架构或许会有所帮助，但我不确定它是否能提供一种足够有效的抵抗方式。不过，你们确实暗示了一个有趣的特点，即以媒介考古的视野重新审视一些被压制的感知模式或技术及其历史。总的来说，关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媒介考古学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事实上，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相关研究：例如人机关系是一段“控制论”（维纳，1948/2022）的历史，但又不仅限于美国的控制论研究。那么，还存在哪些其他的控制论“传统”或历史以及实践？在这方面，我认为，英国的“控制论”就非常值得被关注，但我相信肯定还存在其他有趣的相关传统和不同的观点。其次，如“控制社会的中心性问题”——“金融抽象化”这样的话题又让人联想以及不得不追溯基于如以未来为导向的估值方案（比如金融衍生品、数据和其他金融工具的历史）对社会进行的“重新编程”的历史。此外，研究者还可以追问：控制社会的建筑“先例”有哪些？比如说，冷战时期的建筑中体现了哪些形式的“控制”？在这方面，我很喜欢帕梅拉·李（Pamela Lee）（2020）所著的《智库美学：20世纪中期现代主义、冷战与新自由主义的当下》（Think Tank Aesthetics: Midcentury Modernism, the Cold War, and the Neoliberal Present）这样的书籍。
曾：您的回答开拓了我们的思考方式，正如您所言，围绕“控制”和“被控制”的文化、技术和社会历史与经验具有很强的于媒介领域的可研究性，也可以形成多种能够回应媒介与文明问题的主题。回到具体的媒介考古研究，我们也发现当前一个很有意思的“倾向”，那就是当下许多媒介考古学的相关思考和研究实践很容易变成“考古媒介”或“媒介的考古学”，更为具体地说，正如您反复提及的历史纵深感和时空张力等维度，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应当更为全面，相对而言，“考古媒介”在研究实践中更器重对技术、硬件和物质性甚至是“技术切片”的较为纯粹、直接的“投射”，强调“器”“具”的中心性位置，但也会带来“灯下黑”效应，遮盖了媒介背后的文化、历史与文明的问题。所以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有必要区分“媒介考古学”和“考古媒介”两者的界限，避免以“媒介考古学”之名却在从事“考古媒介”的研究工作，这样一来，媒介考古学独特的历史视角和方法论才能不被遮蔽。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它们是否需要被区分？
帕：对二者加以区分，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议。我认同不一定非要把相关的历史研究工作都称作“媒介考古学”。正如你们所言的，我现在很少使用这个术语了，我把目前的很多研究工作定位在如环境媒介或基本元素媒介领域，因为我更强调媒介考古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已经被吸纳和融入我的整个研究体系中。“媒介考古学”的历史包含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但显然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使用“媒介考古学”这个固定的术语。同样地，想想乔纳森·克拉里或者安妮·弗里德伯格（Anne Friedberg），后者是一位20世纪90年代初很有启发性的媒介研究和先驱，她把“橱窗购物”这种带有性别概念的行为也视为一种“媒介”文化。还有现在的许多学者，他们以各种不同且令人兴奋的方式在进行着媒介考古学但并未标识为“媒介考古”的研究。
唐：是的，比起这个术语本身，我们也对媒介考古学所蕴含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更感兴趣，无需窄化它。您的解释更让我们确定了媒介考古学的多维触角，这也很符合我们正在做的一些相关研究的底层逻辑以及对其激活媒介及其历史研究的展望。
帕：对，相较于术语标签，我更关注其背后的方法论命题：何种时间性潜藏于理论建构的底层逻辑？何种媒介物质性在具体实践中运作？例如，更具体地举例来说，“抽象”问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数据的抽象性、气候模型的抽象性、总体知识的抽象化——那么这种“抽象性”的物质基础是什么，产生“抽象性”的操作和实践过程（Parikka, 2023）又是怎样的，这种“抽象”的物质实践的历史化过程形成了何种“剧场”等。
曾：这又回到了您在这次访谈中开始谈论的您研究中涉及的抽象层面物质互动部分。正如您的“媒介自然”研究在突破传统媒介考古学硬件本体论的基础上建构起生态式媒介观的理论框架——具有行星改造能动的技术主体，不仅通过认知框架重塑与具身实践转型重构人类存在方式，更在深层地质时间维度中持续改写自然/文化二分的认识论范式。
帕：正是如此。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一名人文学者，并不反对“抽象”概念。但我们需要以一种恰当的历史和物质的视角去理解它们。正如我目前正在启动一个名为“数据农业”的新研究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我研究食品和景观的数据化问题，而这正与上述问题相关，数据与景观、抽象性与物质性、数据化与抽象性、气候与环境模型以及农业管理和新技术的核心地位等。这延续了我在《操作影像》（Operational Images: From the Visual to the Invisual）一书中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及延展了我与阿韦拉多·吉尔-富尔尼耶（Abelardo Gil-Fournier）（2024）合著的《有生命的表面》（Living Surfaces: Images, Plants, and Environments of Media）的相关研究，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涉及了农业的视觉呈现问题，包括精准农业等领域。但有趣的是，我几乎没有提到“媒介考古学”这个术语，但不影响我对于媒介考古学所包含的媒介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学术旨趣始终存在。
唐：看来媒介考古学作为方法和视野，已显影出其多维的理论光谱与实践路向。我想我们对您的采访可以“拥抱与超越”命名，通过您的解读，发现您其实已经以媒介考古学为坐标轴测绘出多种新的媒介研究知识地形，也意味着我们当下的媒介考古学既要承继其技术物质性的批判锋芒，又要以跨文化“变体学”刺破欧美中心主义的茧房进而描绘具有区域性、历史性等特色的研究图景，更需直面算法社会的数据化和抽象化“浪潮”，以此激活媒介考古学的当代新“语法”与路径探索潜力。
帕：我也非常期待看到属于中国的媒介考古研究的特质与谱系。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3期。
本期执编 / 柳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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